东晋末年出了一位真大师，陶公渊明诗文辞赋都有绝作，后世殊为景仰，人称“隐逸诗人之宗”，也有人推重为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。陶公地下有知，想必发笑，他生前是非著名文化工作者，《世说新语》专门记录魏晋风流名士事迹，但他缺席了。也没想过会享誉全国，依他的性格，与其赠送这么高大上的宗祖级名号，还不如弄点好酒祭奠他一下来得痛快。

他平静去世，没惊动皇帝，公家也没封他个谥号。好朋友诗人颜公延之主张赠他一个私谥：“靖节先生”，“宽乐令终曰靖，好廉自克曰节。”认为符合他的格调，陶公可能喜欢。

个人认为，陶公人品贵重，前六字都做得极好，惟“自克”差点，世人都道醉乡好，公被酒虫欺一生。他在酒上有点失控，但人无癖似乎也不可爱，这是他在后世拥有大批粉丝的原因之一。

“直道不挠曰贞”，谥为“靖贞先生”也许更贴切，因为原谥不曾体现陶公的风骨，他宁可辞掉七品县太爷回家过穷日子，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，为此还写出了爆款大文《归去来兮辞》：

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

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

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

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……”

由感知“心为形役”而意识“今是昨非”，看得出来，他的思想有提升，也悟出了一定境界。陶公读着儒家经典长大，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。”小时候没好好玩，都读了书了。成年之后，本想一展抱负，兼济天下，但遭逢乱世，只能退隐，安居守分，独善其身。

从公元年辞官到年驾鹤西游，陶公隐居了二十二年，期间除了创作大量真朴的诗歌和喝下大量美酒之外，他还是有进步心的，想出离，把境界再提升一个层次，只可惜因缘不洽，他始终游移于儒释道之间，瞻前顾后，无以自处，只好在醉乡找个安歇处。

陈寅恪先生等人认为他“外儒而内道，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。”“外儒”是对的，既然弃了官，绝意仕途，儒家就基本成了过去式，但“内道”却未必，其时，天师道在庐山一带未成气候，陶公作品中也未曾见与道家往还，他的思想是在老庄的地基上加了一些玄学桩子，并没有建成宫观的样子。后人根据他的作品，勉强给他安了一个“新自然说”的发明人，也没有多少认同感。“舍释迦”也是对的，学佛悟道需要机缘契合。陶公虽然与东林寺慧远大师比邻而居，但浅尝辄止，若即若离，并不像后世的王维白居易一样倾心皈依。

说到一代高僧慧远大师，其人博通儒家六经，又深得老庄真谛，主张“内（佛）外（儒、玄）之道，可合而明。”远近宿儒贤达，莫不叹服其渊博。陶公家族本有礼佛敬佛的传统，又有学者考证，从《归去来兮辞》里明显能看到佛曲《归去来》的影子，那陶公何以与这位净土宗开山祖师擦肩而过？这事太史叨叨令很想再叨叨几句。

再介绍一下慧远大师：雁门郡楼烦县（今山西省原平市）人，曾师从名僧道安，适逢战乱，本要去广东罗浮山结宇传道，途经浔阳郡，见庐峰清静，足以息心，乃止步于此。江州刺史桓伊（淝水之战主要将领之一，人称“笛圣”）为造殿舍，这便是净土宗的祖庭东林寺。自此历三十余年，慧远大师不曾再离庐山一步，“迹不入俗”，迎送从来都是以虎溪为界。晋安帝曾经下诏邀请，他也称病不出。

陶渊明归隐庐山脚下后，与当地名士刘遗民和周续之等多有酬唱往来，人送外号“浔阳三隐”。可想不到这两位老友都被吸引到东林寺去了，他们欣然加入了慧远大师的念佛团队。不光他们，四方名士如宗炳和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皆汇集东林门下。《高僧传》说：“既而谨律息心之士，绝尘清信之宾，并不期而至，望风遥集。”

我们从目前存世的陶公诗作中看不出他与慧远大师的交往痕迹，包括在年，大师圆寂，也未见他的任何祭吊之作。排除作品佚失的可能，陶公最大可能是与慧远大师缘慳分浅，两个当世最杰出的人完美地擦肩而过。

那如何解释“虎溪三笑”？本以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诗意的一次相逢，其实是后世文人对释道儒三家融合的一种美妙想象。不说陶公与远公，只说陆公修静，这位道教上清派宗师出生于年，很遗憾，他刚长到十岁，远公已然涅槃而去。难道陆公天生神器，十岁就能与八十多岁的远公投机相契？呵呵呵！虎溪也只能自己暗笑三声而已。

刘遗民曾经当过柴桑令，他在佛门中找到了生命答案，而且极愿意与陶公共享，所以多次来信相招，或者上门邀请。毕竟是近水楼台，从陶公隐居的栗里村到东林寺，大概只有二十多公里，徒步可晨发而午至。

陶公之《和刘柴桑》开头就写：“山泽久见招，胡事乃踌躇？”他看到刘公入山多年，大得自在，似乎已经解决最忧心的人生归宿问题。他动了心，向往之，准备进山，也克服了一些顾虑，比如：“直为亲旧故”，不忍离开，还念及家里的田地，也总得有人耕作吧？也是实际情况，陶公归隐时，五个儿子都还没成家立业，后来又遭遇一场火灾，旧居被烧个精光，几无栖身之地。但他最费踌躇的是远公持戒极严，酒是必戒之物，而“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”的他，爱酒如命，如何能“放下”酒葫芦？

在彷徨中他下过一回决心，要断舍离，为了解决生命的终极疑难，他还是想走出迷途，去追求“决吾疑”的地方。从《拟古其六》中能看出，“装束既有日，已与家人辞”，行李都打好了，也跟家人都交代清楚了，但又坐下犹豫再三，“万一不合意，永为世所嗤。”进退维谷，终未成行。

虽然不能抛家舍业，“上山入伙”，但“不同流俗”的陶公与东林寺的交往并没有断。

《莲社高贤传》有最早记录：“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，以书招渊明，渊明曰：‘若许饮则往。’许之，遂造焉，忽攒眉而去。”

对这位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的大贤，慧远大师惺惺相惜，所以诚意相邀，但陶公还耍了一个小性子，或许是个托词，以准许饮酒（破佛家重戒）相挟，但远公“简小节而取其旷达”，竟然答应了。于是陶公不得不来，来了也没留下，忽然觉得不对劲儿，于是皱着眉头走了。

元初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中有注文：“靖节每来社中。一日，谒远公，甫及寺外，闻钟声，不觉颦容，遽命还驾。”这是说，某次陶公来，刚走到山门，听见钟声就皱了眉头，谁也没见，掉头回去了。

从年辞官归里，至慧远大师年示寂，十年时间转瞬即逝，等到陶公再琢磨“吾生梦幻间，何事绁尘羁？”这头等大事的时候，远公已经不能为他释疑解惑了。

其实他的思想深度远过于常人，《归园田居其四》写道：“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空无。”他体会到人生的虚无与幻灭，归结到“空无”二字。

他本是可以“有”点什么的，可惜止步于“但空”，只看到了“空”，也称之为“恶取空”。错过就是错过了，他无法察知另一面的“不但空”——空不遣有，有不离空，空中摄有，有内存空。

印光大师曾经为陶公惋惜：“先生信因果，而思欲发明，而复不肯念佛，乃文人习气。当日远公以陶渊明胸怀空旷，可以学道，招之入莲社。彼殆以酒为命者，知佛门戒酒，不敢遽许，因曰：许某饮酒则来。远公大慈悲心许之。彼来念佛三日，攒眉而去。以但能放下，不能提起。”（《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上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》）

于是，陶公继续过他沉湎于酒的日子。在栗里村东南溪涧旁，有一块巨石横卧，平滑如台。石上有人形凹印，据说陶公当年酒醉之后，常卧于其上。

个人认为，并非陶公不向佛，也非远公不智慧，因缘之事，难以强求。让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老实念佛，毕竟不容易，要不聪明人怎么总被聪明误？

再读陶公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“此中有真意，欲

辨已

忘言。”恍然有禅家意味，忽发奇想，若陶公遇马祖，将会如何？

马祖道一是禅宗分支洪州宗的祖师，法嗣广布天下，常居弘化之地洪州（今南昌）开元寺也离庐山不远。这位机锋凌厉的大师提出的“平常心是道”，行住坐卧无非是禅，这与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的陶公也许更相契合，如此接引，他想必欣然就道。

如此，马祖拈花，陶公也微笑，双峰并峙，天心月圆。

可惜的是，马祖活跃于唐代，陶公早生了三百年。

参考书籍：《晋书》《世说新语》《陶渊明集》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《高僧传》《莲社高贤传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