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翻阅《资治通鉴》，对其中一些历史人物兴废起衰之道稍有 　　首先，要向中华民族文化巨人致敬。山西人司马光是著名的史学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，其主持编著的《资治通鉴》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，后人冠之“两巨著春兰秋菊，雄视千古；两司马双峰并峙，流誉天下”的美誉。

　　《资治通鉴》书名之谓，其意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。其中，对于如何选人用人不少地方有着浓墨重彩的描述，蕴含着丰富的用人智慧，供后来人鉴而思，思而行。

　　为治之要，莫先于用人

　　《资治通鉴·魏纪》有言：“为治之要，莫先于用人。而知人之道，圣贤之所难也。”治国理政首要的任务是选人用人，这甚至成为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载，刘邦取天下后与群臣对话，刘邦问：“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群臣各抒己见。刘邦却回答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”同时，刘邦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，则是“才高者见疑，功大者被绌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”。汉楚之得失，全在于最高领导者是否具有用人之智慧。刘邦之得天下之才，因为他及其佐相，知道谁是人才以及如何运用人才，并且懂得知人善任。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，以及刘邦起将台拜韩信，都是一时佳话。

　　审人之要，在以德为先

　　《资治通鉴·周纪》首篇为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历史大事件，由此追溯到引发三家分晋之前的一个事件——智伯之亡。当时掌控晋国大权、权势最为显赫的智氏家族在选定继承人时，族人智果坚决反对族长智宣子立智瑶也就是后来的智伯为继承人。智果认为：“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髯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慧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；如是而其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”但智宣子执意立智伯为继承人，最终导致智氏一族覆灭。由此，司马光总结智伯身死族灭的悲剧原因为“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”，并写下著名一篇史论，论述才与德的关系。司马光认为，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同时人才分为圣人（才德全尽之谓）、君子（德胜才之谓）、小人（才胜德之谓）、愚人（才德兼亡之谓）四种，认为“凡取人之术，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”。因为“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”并且比喻说，无才无德的愚人作恶如乳狗扑人，人能够轻易地制服它；但有才无德的小人作恶，则如虎添翼，危害甚大。最后告诫我们：为国为家，假如能够正确处理才与德之关系并且区分先后轻重，就不用担心用人的严重后果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才与德并不能完全概括人才的全部素质，还要避免大而化之、概念空泛地简单评价一个人。有一个重要的察人方法，那就是《资治通鉴·周纪》中李克和魏文侯就“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”对话而提到的“五视”，一为“居视其所亲”，二为“富视其所与”，三为“达视其所举”，四为“穷视其所不为”，五为“贫视其所不取”，从五个方面比较全面考察人在常态与非常态环境中的表现，由此得出对人才对象的整体评价，这也是判断才德的重要依据。

　　用人之要，在各取所长

　　《资治通鉴·周纪》载有子思荐苟变的故事。苟变是大将之材，卫慎公却因其在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而弃用他。子思不以为然，认为：“夫圣人之官人也，犹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；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！”强调的道理就是用人如器，取其所长。就像木材有长短曲直之分，但是直的可以做车辕，弯的可以做车轮；长的可以做栋梁，短的可以做拱角，无论长短曲直皆有用处。对于会用人的领导来说，没有无用之人才，人才或果敢、或谨慎、或活络、或踏实，取其所长，兼而用之，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效用。所谓“故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。”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就记载道，唐太宗令大臣封德彝举贤，封德彝久无所举。唐太宗责问，封德彝说：“非不尽心，但于今未有奇才耳！”唐太宗说：“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。古之致治者，其借才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之人！”封德彝惭愧而退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天下果无人才乎？关键在于如何用人，用人之长，人皆有才；攻人之短，人皆无才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不如说不拘一格用人才更妥当。

　　在考察人才、选拔人才、使用人才已经具有更加科学健全的制度设计的现在，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汲取古人智慧，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人才意识，更好地识人、选人、用人，从而为各项事业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。（边素庭）